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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游的声音像经过精密调试的广播：“我国全民免费医疗，人民身体健康，医院自然安静。”旅游大巴窗外，平壤妇产医院像一座巨大的白色墓碑，在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。没有排队的人流，没有焦急的家属，只有两个卫兵雕塑般站在门口。
这种寂静令人窒息。团里一位大妈羡慕地嘀咕：“瞧瞧人家，不像咱们，看个病跟打仗似的。”
我是一名病理科医生，职业训练让我对“异常”格外敏感。健康的社会机体，医疗系统必然是繁忙的毛细血管网。眼前的死寂，不像健康，更像是一具被精心防腐处理的标本，外观完整，内里却已停止新陈代谢。
我决定触碰这具标本。
利用一次集体参观儿童医院的机会，我溜进了挂着“闲人免进”牌子的卫生间区域。在一间工具间，我撞见了一个正在偷偷抽烟的男护工。他惊慌失措，我迅速塞过去一包中华烟。紧张的沉默后，他用生硬的中文说：“不要……说。”
展开剩余82%我指着外面空荡荡的走廊，做了个“为什么”的手势。他眼神恐惧，却还是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揉皱的小本子，塞进我手里，然后把我推了出去。
那是一本医生日记的残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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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又一台X光机彻底报废了。没有零件，连拆东墙补西墙都做不到了。院长说，上面要求我们展现出‘最优的医疗环境’，应对可能的外宾参观。我们只好把报废的机器推到最里面的房间，用布盖好。外面看起来，一切如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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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3床的金同志最终还是走了。简单的细菌性肺炎。如果有多一倍的抗生素……不，不能这么想。我们上报的药品需求，被砍掉了四分之三。科长说，国家有困难，我们要体谅。可我怎么去体谅一个死去的三十五岁的生命？他的妻子没有哭，只是麻木地看着我，那种眼神，比任何哭泣都让人心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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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天做了一个‘手术’——没有麻醉剂。病人咬着一根木棍。我握着手术刀的手在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愤怒，是对这种原始‘医疗’的绝望。我们这些共和国培养的医生，在某些时刻，和几百年前的巫医没有区别。不，巫医至少还能给病人一点心理安慰。”
日记在这里中断，后面的纸被匆匆撕掉了。我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。这寥寥数页，已描绘出一个医疗系统内部的腐烂。免费的表皮之下，是资源枯竭的残酷现实。
然而，真正的深渊，在我遇见“他”之后才真正显露。
通过那位护工牵线，我见到了日记的主人——崔医生。见面地点是平壤边缘一栋废弃工厂的顶层。他五十岁上下，面容憔悴，但眼神里有一种燃烧殆尽般的冷静。
“你看过了？”他问，声音沙哑。
我点头。“为什么给我看？”
“因为你们会离开。而我们需要有人知道，这里的寂静，是什么味道。”
他告诉我，朝鲜的医疗体系早已演变成一种精巧的“展示系统”。最好的资源——哪怕只是几箱过期的止痛药——会被集中到几家涉外定点医院，用来应付检查和参观。而广袤土地上的其他医院，则处于“结构性放弃”的状态。
“我们不是没有病人，”崔医生望着远处灯火零落的城市，“是病人知道来了也没用。小病靠扛，大病等死。这就是我们‘高健康水平’的真相。”
“那……那些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呢？”我想起国内庞大的高血压、糖尿病群体。
崔医生脸上露出一个怪异的表情，混合着嘲讽和悲悯。“他们？他们是‘不存在’的人。”
他进一步解释，在朝鲜的医疗统计里，慢性病发病率被刻意维持在极低的水平。“诊断需要设备，需要试剂。如果我们‘没有能力’诊断出这些病，那么这些病在官方的数据里，就是不存在的。所以，你看不到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，就被系统‘筛选’掉了。他们无声地消失在社会的角落里，成为了维持‘健康朝鲜’神话的代价。”
我毛骨悚然。医院的冷清，不仅是因为缺医少药，更源于一套主动的、系统性的诊断放弃。通过不诊断，来“治愈”统计数字上的疾病。
但崔医生给了我最后一击，一个让我世界观彻底崩塌的反转。
“你以为，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一切吗？”他凑近我，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幽光，“不。我们参与了合谋。”
他告诉我，为了争取那一点点可能救命的资源，医院内部形成了一套残酷的“生存优先级”法则。谁能活下来，取决于谁对“国家”更有价值。
“我们会上报，工人朴同志的重感冒，可能影响重要生产任务，特申请特效药。我们会‘诊断’，官员李同志的亲属需要进口心脏支架，因其岗位关键。而对于普通的、‘价值不高’的患者，我们只能开具‘建议休养’的证明。”
他的声音冰冷得像手术刀。“我们这些医生，早已不再是生命的守护者。我们是国家资源的管理员，负责进行一场无声的、持续不断的人口筛选。我们用听诊器和处方笔，决定谁可以暂时活下去，谁应该被静默地淘汰。医院的寂静，你听到的吗？那是我们灵魂里，道德死亡的哀鸣。”
我僵立在原地，无法呼吸。我终于明白了。
朝鲜医院的冷清，根本不是乌托邦的胜利。它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系统，通过资源控制、诊断放弃和人为筛选，共同制造出的人口健康幻觉。它用寂静，掩盖了呻吟；用免费，包装了放弃；用国家的名义，完成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隐秘裁决。
离开时，崔医生最后说：“记住，你看到的不是医院，是一个进行中的、规模宏大的社会病理学现场。而我们每个人，既是观察者，也是标本。”
回程的大巴上，导游仍在自豪地宣讲。我看着窗外那些安静洁白的医院大楼，它们不再仅仅是建筑。它们是一座座矗立在阳光下的、巨大的集体沉默墓碑。而我口袋里那几页日记的残片，重若千钧，那是刻在墓碑背面，无人敢读的墓志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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